新疆知青称结婚难 “从江浙调漂亮姑娘来
导读：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但当这场解决“城…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但当这场解决“城市人口”运动的“实验”推行10年后，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在招工、招生、参军、、提干等问题上，梦见钱包丢了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与、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将近30年后，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年“北上”总指挥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现定居重庆，“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1978年10月，一封《给副总理的公开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据称后来写《棋王》的知青作家阿城（当时也是一团十营的知青）曾当过丁惠民的，丁的回答是：“没有这种事，阿城曾当面向我表示他反对活动，怕知青出事。”到12月初，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如今两人均定居上海）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激起知青情绪。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丁惠民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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