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相册里的黑白照片以最简单的色彩呈现给了我一个缤纷的记忆
导读： 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上锁的小书柜，一如父亲当年会从里面拿出各种被我视为新奇的稀罕物，我从里面同样拿出被儿子视为古董的小物件——一本老相册。这些黑白时代，留存下来的珍贵记忆，让儿子狂笑不止：“那时你咋…
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上锁的小书柜，一如父亲当年会从里面拿出各种被我视为新奇的稀罕物，我从里面同样拿出被儿子视为古董的小物件——一本老相册。
这些黑白时代，留存下来的珍贵记忆，让儿子狂笑不止：“那时你咋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你。”
中年得女，不再年轻的母亲，用她奶奶级别的审美，给我剪了一个狗啃式的短发，然后在头顶扎一个冲天小辫。
按照母亲的说法，赶马车的大叔要去县城，我闹着要去看姐姐。对这话我表示怀疑，大我二十几岁的姐姐，因为不在一起生活，当时对她不是很依恋，一定是母亲带我有些厌倦了的托词。或许，我看姐姐是假，她想心闲几天才是真。
就这样，我那个无比心大的母亲，也不知道有人贩子、怪蜀黍之类的恐怖，把三岁的我托付给父亲单位上一个赶马车的大叔，从一个叫彭阳的地方，一翻山越岭三、四个小时到了县城。马车大叔熟悉姐姐家，七十年代，交通信息不是很发达，他像邮差一样承担着许多父母与子女的信息往来。
在姐姐家的大门口，大叔打了一个响鞭。姐姐家在县城繁华地段，这个曾经的深宅大院，经过解放后的几次退舍，变成了一座又窄又长的L型院子。幽深的院子，阳光不能直射,狭长的距离阻隔了声音的传递，但是，熟悉的马鞭声那是来自故乡的声音，姐姐听得响亮。她来不及搓干净和面的双手，从厨房跑了出来。她抱下马车上的我，连同我一起下车的还有母亲带来的一袋子洋芋、半袋子荞面、两只大倭瓜。母亲，作为娘家人，哪怕是三岁的妹妹也不能空着手去浪亲戚。
那时的我笑靥如花，不哭不闹，领我上哪都配合的很好，姐姐就把这个相差二十几岁的妹妹当成自己的小孩稀罕。她领着我到处溜达，谁见了都问：“你女儿吗？真可爱。”她笑着含糊应答，从那时开始，姐姐被误认为我母亲的事一直持续到现在。
馆里的陈设已记不清，但是我穿的小碎花衬衫记忆犹新，因为那件衬衫严重影响了照片的美观。花衬衫的胸前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曾经打翻过的半碗洋芋面、喝水时嘴角和嗓子一样速度哗哗流过的茶水、没有长好的牙齿，啃漏的西红柿、杏子，带着嫩壳嚼碎又吐出的发紫向日葵，这些五颜六色的生活痕迹，在我的碎花衬衫前胸留下斑驳印记，它们日积月累，在时光的打磨下有些发硬发亮。
姐姐望了望我那娇美容颜，又看了看这不堪着装，她灵机一动，拉过和她一起来的小侄女，脱下她的毛衣给我换上。那是一件用棉线手套拆线、染色后织成的黑白套花毛衣。穿上别人的衣服，站在镜头前的我一脸疑惑。大人紧张时会把双手放到膝盖上，太过紧张的我，除了睁大一双乌黑眼睛，毫无表情的面容，定格了那个紧张瞬间。
我以为我会有个女儿，结局却是给你扎个小辫满足一下愿望。一切止于拍照，我的男孩永远都是男孩的模样。
“这些和同学的户外合影，照片裁剪不精致，没有花纹边。”儿子边翻边挑剔，“看起来你们经常翘课去拍照。”
父亲是个及其热爱生活的人。在我幼年父亲酷爱，曾亲手制作过三杆土枪，闲暇之余背上土枪行走在野鸡、野兔出没的地方。后来，统一管理，家里的土枪全部上缴国家。父亲又开始迷恋起。我上初中的时候，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当时很流行的“海鸥牌”双反相机。下班回来，父亲总要先摆弄一翻他的心爱之物：小心翼翼打开相机深棕色牛皮外壳，把牛子挂在脖子上，他以腰平方式手持相机，左右移动向下观看毛玻璃取景。
我成了父亲的首选模特，坐在板凳上照、站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拍。学校在我家斜对面，知道父亲会，突然和我关系亲密起来的同学越来越多。因为交卷太贵，父亲就在大门口的树林里给我们拍合影。
这些黑白照片，没有光影，也没有九宫格构图，人物大多中规中矩占据中间。一张张青春、稚嫩的笑脸，比起现在美颜相机下的牛眼、锥子脸，个个率真的露着杏核眼、眯缝眼和胖乎乎的大圆脸。
那是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口吴侬软语的清瘦老人，父亲称呼他为查师。曾是馆师傅的查师，退休后，老婆孩子回了上海，他却舍不得这个待了半辈子的地方，一个人留了下来。
查师常来我家做客，父亲介绍给我们时强调：“查师可是位科学家。”那是因为查师喜欢钻研发明创造，他从洗相液里提炼出了贵金属Ag(银)，还发明了一种双丝灯泡，并且申请了国家专利。一直期待能从市场上买到他发明的双丝灯泡，脑补着闪坏一根灯丝另一根灯丝自动发亮的奇妙画面。但是，很快高效节能的荧光灯管——替代了灯泡的使用，查师的发明还没有来得及投入市场就半夭折。
事业受阻，郁郁寡欢的查师需要一个倾诉对象，善解人意的父亲成了他的首选。作为回报他了父亲使用相机以及在暗室冲洗照片，勤学好问的父亲着手就把家里的一间小屋成了暗房。
跟着父亲走进暗房，一盏暗红小灯聚拢着一点点，窗户和门被父亲用厚厚的绵帘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父亲先在全黑的暗室冲卷，我站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凭着开灯前的视觉以及父亲地解说，判断他的每一个步骤：在一只方形平底盘子里倒上显影液，用手提着胶卷两端来回在药液中浸泡、过水。显影完毕，倒出显影液，再注影液，定影时间不太严格，定影完毕父亲打开小红灯，反复换水浸泡、漂洗后，用一只小夹子将胶卷在干净、通风、无尘的地方挂起晾干。
隔天我们又去暗室冲印照片。相纸曝节，父亲在特制的机子底下，他会让我跟着一起。要匀速，不能忽快忽慢，不然相同数字出来的照片就会过曝或欠曝。
趴在桌前，看着相纸在显影液里慢慢呈现出影像，那些被父亲和我过曝或欠曝的照片，有的黑成了“浓眉大眼”，有的轻描淡写到头发皮肤变成一个颜色。父亲选取比较满意的照片定影后用夹子晾在铁丝线上，细长的铁丝挂满一张张成片。跟在父亲后面很有成就的从一张又一张照片面前走过，满心的幸福与满足。
作为父亲的遗物，在我和大哥心里意义迥然不同，就像儿子关心的是相机的价值，大哥只是在谨守父亲的畴昔，他永远都不知道和父亲一起拍照片、洗照片的幸福。
“柯达胶卷，这个我知道，它是你们那个时代的Number one。”从相册掉出的一张柯达底片，打断了我的思绪，儿子对着窗户仔细看起来。
为数不多的几家私人馆，有一个姓杨，人称杨柯达的馆生意最是红火。高中时候，同学之间为了友谊，常跑去杨柯达的拍纪念照，然后在照片的一角写上：“友谊”或“××年运动会”之类的笨拙文字。
邱同学是我的好友，我们的关系就是那种，每天天还没亮，就在大门口喊你一起去学校的亲密伙伴。学校举办田径运动会，从繁重学业中解放出来的我们，在运动场上尽情，我们的友谊也在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声、声声不息中不断攀升。一如爱情需要仪式感，相爱的人会去见双方的家长，抑或订婚甚至结婚什么的；友情也需要仪式感，当两个女生好的不知道如何表达时，我们就去了馆。
那时的我们，穿着现在还在流行的侧缝加竖条的运动服，扎着马尾的我头上系着用粉色毛线编织的发带，邱同学系的则是同质量的浅紫色。黑白照片让粉色与紫色——变成了白变成了黑，也让零星的青春痘若隐若现。照片上的邱同学淡雅文静，而我则表现的活泼开朗，两个人亲热的手拉着手，肩靠着肩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一角不出意外的打上了“××年运动会”的字样。
按说这是一次愉快的留影，却因老板收了大尺寸钱给了我们小一码照片，发生了摩擦。那时，馆是独门生意，不怕没有顾客上门，和邱同学去理论，以最终解释权归老板所有，驳回了我们地。
初生牛犊不怕虎，心里哪能容下这种不平。一整天，我们在教室窃窃私语，最终决定给当地写一封投诉信。
信发出去很久，都没有回音，就在我们快要忘了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寄给我们一封道歉信，大致内容就是，请再去杨柯达的馆，老板免费给我们拍一张合影。
合影我们没有再去重拍，能讨一个说法这就足够了，年轻的心不纠结过往，况且的这封致歉信，也让我们兴奋了许久，毕竟这是两个年轻学生第一次与的公平对话，它让我们有了长大成年的感觉。
多年后，柯达破产，杨柯达的馆也倒闭。从地方看到这则新闻，已经成年的我对着大笑起来。
时光流逝，岁月如斯。曾以为，黑与白最是空洞，一无所有的色彩，但最后，它却以最简单的色彩，呈现给了我一个缤纷的记忆。维塔斯发律师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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